長者居住安排：香港、台灣、馬來西亞和印尼⁸

我們所聚焦的市場內，長者居住安排迥異，具體如下：

• 自2006年以來，與配偶及子女同住的香港長者比例維持不變，約為30%。
• 65歲或以上與子女同住的台灣長者達51.2%。
• 與家人及其他親屬同住的馬來西亞長者佔70.1%。
• 印尼方面，仍與大家庭同住的60歲以上長者佔多數，與成年子女同住的長者接近60%。

主要數據與我們的解讀

基於現代化和城市化等多項因素，家庭結構逐漸轉變，這是全球各地共同面對的挑戰，而非亞太區市場所獨有。誠如Megan Gilligan所言：「家庭結構由以多元個體為基礎的金字塔式結構，轉向近似於竹竿的瘦長型結構」（Gilligan等人，2018年），家庭結構轉變同樣適用於西方國家。 

然而，即使與子女同住的亞洲老年人口比例逐漸下降，但仍然佔多數，情況與西方國家相反。以富裕的香港為例，隨著單身長者及沒有子女的已婚長者人口比例漸增，當地家庭結構越來越接近西方社會呈現的「竹竿」形態。 

此外，雖然對亞洲大部份社會而言，子女普遍被視為長者重要的潛在「社會保障」來源，但生育率下降（請參閱「疫情的影響：實況考查」下的生育率問題一節）令老來從子的觀念備受考驗。即使政府作出干預，生育率下降的趨勢仍鮮見逆轉跡象。有鑑於此，新世代不但需要供養退休父母，來自子女的供養減少亦要為自己晚年退休生活作好準備。

我們亦注意到，隨著家庭結構轉變，支援機制同樣有所改變。換句話說，在特定福利制度下，跨代間的支援模式，並非一成不變。因此，根深蒂固的居住安排觀念，或不足以說明長者與其「家人」之間的支援網絡、途徑及方向（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報告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17）。然而，我們不宜忽略或排除以下趨勢，例如：

• 在不少發展中國家，子女居於多戶住宅小區，或與年老父母居於同一社區，是日益常見的居住安排。
• 與年老父母居於同一村鎮或城市，但並非同住的子女或大家庭成員可能提供支援。
• 支援方向未明，可能是向上支援（由子女供養年老父母）或向下支援（由年老父母撫養子女）（詳情可見下一部份）。

總括而言，雖然家庭結構日益複雜和有別於傳統，但不一定代表家庭結構瓦解，甚或年老一輩被遺棄。除了家庭規模及居住安排之外，在老齡支援方面，「家庭成員的能力各異，價值觀相互對立」（Kreager與Schröder-Butterfill，2008年）。跨代間支援的方向不盡相同，可能意味家庭體系有更大彈性和適應能力，因此我們「需要更深入探討支援流向在一段時間內的結構和詳情，並將實際支援模式與既有規範作比較」（Kreager與Schröder-Butterfill，2008年）。

本部份會探討四個市場的長者，如何支付退休開支（即退休後收益的組成），以及跨代間交流（支援）在老年保障所扮演的角色。家庭支援基本上可分為四大類別：  

• 財務支援：包括提供財務資源，例如代支付帳單、購買物品或服務、或提供資金或貸款。
• 功能支援：涵蓋多方面，例如家務、煮食、購物、處理日常瑣事、交通及個人照護。
• 情緒支援：並無具體性的援助，簡單如向長者表示關心和同理心、協助他們處理情緒，或確保他們不會感到孤立無援（在晚年尤其重要）。  
• 資訊支援：包括就財務、健康或其他數位資訊／行政支援等多方面提供建議、指引或有用資訊。 （Gillen等人，2012年，第4頁）

在我們所觀察的市場中，跨代間資源轉移受哪些因素影響？質化結果

透過跨代間團結框架，一項範圍性綜述（黃麗儀等人，2020年）找出影響跨代間支援轉移的主要因素。就本文而言，跨代間轉移的定義，為年長一輩給予年輕一輩的家庭支援，反之亦然。該綜述將這些因素分為四個不同類別：

1. 人口，例如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以及種族文化背景等；
2. 需求及機遇，包括健康、財務資源及就業狀況；
3. 家庭結構，例如家庭組成、家庭關係及早期家庭事件；以及
4. 文化結構，包括國家政策及社會常態。

綜觀該項綜述，亞洲人口獲家庭提供財務支援的比例最高（黃麗儀等人，2020年），此乃根據Khan的國際比較研究（2014年） 得出的結論。更重要的是，該回顧提出一個實用框架，從各個層面（即財務與功能）及方向（即單向與雙向）角度分析及整理錯綜複雜的因素。這將可提供資訊，有助我們對香港、台灣、馬來西亞及印尼四個市場的跨代間資源轉移進行研究和建立更廣泛觀點。  

香港 — 長者越來越自給自足

與年輕一輩同住，通常會增加傳遞財務及照顧資源的可能性，而子女人數和現金支援金額之間，則存在正向關係。研究（周基利，2008年）更發現，與能為父母提供財務支援的子女人數相比，個別成人子女的賺錢能力，更可準確地預測為年長父母提供的財務支援金額。

然而，香港出生率下跌及家庭規模縮小，繼續威脅家庭照顧的基礎。此外，住屋成本飆升，加上日常開支上漲，均使長者財務狀況更為嚴峻，同時削弱年輕一輩照顧年長父母的財務能力。

基於新的家庭及社會文化現實情況，香港老年人口被迫改變晚年由子女供養的傳統觀念（白雪，2019年），繼續工作以應付自己的日常開支。在過去十年，勞動長者的人數增長逾倍（升幅達到 136.6%），主要因為65至74歲年齡層的勞動長者人數急增。

然而，並非所有長者步入晚年都能夠工作。事實上，僅由長者組成及沒有就業收入的家庭比例增幅，已攀升至80.6%，而在同一個十年期間內，家庭月收入中位數由3,200港元增加至5,780港元。僅由長者組成及沒有就業收入的家庭出現如此顯著的收入增長，部份是源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增發現金社會福利。相關福利包涵在2013年推出的長者生活津貼，目的是為有需要長者提供財務支援（香港政府統計處，2016年）。由此可見，福利（政府提供）及自身的勞動收入，對香港老年人口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台灣 — 家庭支援仍然重要，但同時排擠了公共資源傳遞的效應

台灣很可能於未來十年成為「超高齡」社會。台灣社會普遍抱持家庭關係緊密和當地社區的觀念，以讓長者安享積極活躍的晚年生活。2017年，台灣衛生福利部在「中華民國106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指出，98%的65歲或以上長者在家中居住，其中接近三分之二與子女或其他家人同住，逾33%更加是三代或四代同堂。 

成人子女教育程度較高、有孫輩及年長一輩持有不動產，是與年長及年輕一輩同住相關性較高的三個因素。老年人口的財務支援來源相對平均，約四分之一（24.3%）65歲或以上人口的主要收入來源來自成人子女或孫子女。儘管如此，該比例近期有所下跌，部份因為台灣政府致力建立長期照顧體制，當中包括提高老年人口的退休金及保險覆蓋率。

馬來西亞 — 整體而言，調查反映長者獲跨代間支援

在馬來西亞，關懷及支援父母被視為子女的責任。一項全國調查發現，整體上，長者從年輕一輩獲得支援。大部份馬來西亞老年人口（95.3%）在生活上得到支援，包括財務支援、煮食和提供食物、處理家務、陪伴、外出同行及探望等。男性後代通常提供財務支援，而女性後代則為父母（及姻親）提供日用品和食物（國家人口及家庭發展局，2016年）。

然而，由於當局並未提供收入來源數據，我們難以確認支援的比例，以及當中有否存在任何差距。大部份家庭支援研究，均傾向聚焦於主要族裔之間的多元性，或者以性別角度出發。

印尼 — 同住及成人子女財務支援

印尼和區內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主要透過家庭或親屬向長者提供支援（Park，2003年；Huangfu & Nobles，2022年）。同住是家庭支援的重要機制（Witoelar，2012年）。此外，財務支援通常來自移居別處的成人子女匯款。對這些移民來說，「匯款就是關懷的表現」。（Hoang & Yeoh，2015年，第3頁）。

子女給予父母的財務支援，通常不被視為父母的收入或資產，而金額會隨著父母的年齡而增加。相對於其他父母，寡居母親所得的匯款金額通常較多。（Park，2003年）。

國民轉移帳的研究顯示，印尼長者的特徵包括：

• 退休年齡後的工作年期較長，特別是自僱人士
• 退休後依賴資產過活
• 在跨代間轉移中「施」多於「受」，財富直到晚年仍不斷淨流出

學者（Kreager & Schröder-Butterfill，2008年）亦指出，家庭之間的跨代間支援安排傾向靈活，並會在家庭單位間不斷流動。對於較年長的家庭成員而言，成年子女的支援能力，多數「明顯不確定」（第1785頁）。 

儘管如此，印尼家庭的跨代間支援是以需求為主導，並作多方向流動。 

雖然沒有適合所有情況的方案，但從我們四個市場的研究可見，要在亞洲實現老年財務保障，並不能依靠單一收入來源。如希望在晚年享受可接受的生活水平，分散收入來源將發揮關鍵作用。我們需要運用家庭轉移、政府福利等其他收入來源，才可以克服重塑家庭結構的社會及人口結構轉變。  

在最後一個部份，我們會剖析四個市場在家庭結構轉變、跨代間支援及退休準備情況所面對的挑戰。我們亦會分析任何相關的可行概念和機遇。 

香港 — 提取退休儲備規劃日益重要

隨著香港的家庭財政支援減少，超過三分之二介乎35歲至64歲的人士已為退休作好財務準備，其中累積私人儲蓄（55.5%）是最常見的做法（周基利等人，2016年）。

在未來數十年，預料強制性公積金和私人退休儲蓄將持續增長。「當局需要制定退休後提取儲蓄的措施，以降低壽命延長對退休人士收入保障的威脅及投資相關風險」（周基利等人，2016年，第14頁）。 

市場方案能否提供更多選擇？ 

調查香港年金需求的研究發現，與預期可從成年子女獲得一些財務支援的長者相比，預期不會從成年子女獲得財物支援的長者較有機會選擇購買年金（李肇祐等人，2019年）。

透過審視遺贈動機對年金需求的影響，該研究亦發現，遺贈動機在退休首階段（即最初的10至20年）帶來影響（主要作為阻礙），其後影響力逐步消退。因此，當退休人士剛步入退休階段，年輕一輩很可能仍需要支援（例如是撫養他們孩子的開支）。由此可見，退休人士的家庭思維在此階段，仍會影響提取退休資產的規劃。

此外，我們亦需要從兩性的角度出發。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近期發表的報告（2021年）發現，如果夫妻有共同儲蓄目標和習慣，儲蓄通常由妻子管理。從研究可見，有時是由整個家庭做出提取退休準備的決定而非由個人決定。因此，從兩性角度進行分析，將有助我們更深入了解香港家庭的財務策劃和行為。我們將於下一篇文章探討這個主題。 

台灣 — 全方位退休規劃

面對重重挑戰，台灣近期的政策發展顯示了如何就退休保障建立全方位規劃。政府的作為及改革包括：

• 公務員及軍人年金改革（2017年）：提升台灣退休金制度的可持續性
• 長期照顧十年計劃2.0（2017年）：一個為有需要人士而設的長期照顧計劃，目標是減輕護理相關的財務負擔
•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2019年）：提升較年長員工的就業服務，鼓勵僱主支持及留住年長員工，以營造對高齡有善的環境。
• 高齡社會白皮書（2021年）：加強政府各部門之間合作，為長者提供更全面的支援 

在個人層面方面，正如「有關收入保障的專題報告」（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2020年）指出，「社會退休金能確保退休人士獲得可靠而穩定的收入來源，從而提升個人的自尊及尊嚴，而分享額外資源亦有助改善社會關係。此外，社會退休金可推高家庭的食品及醫療消費，促進整體經濟發展。」（第19頁） 

馬來西亞 — 延遲生育或於人生後期帶來影響 

一項由Abdullah等人（2021年）進行的調查，引述第五次馬來西亞人口與家庭調查（MPFS-5）的數據，揭示延遲生育的影響。研究發現，在40歲及以上曾結婚的女性當中，11%育有七歲或以下的子女。這意味不少男性（平均較妻子年長四歲）在退休時，需要撫養仍然在學的子女。2014年，馬來西亞人口與家庭調查的數據亦顯示，在每十名60歲或以上人士當中，就有一名為子女提供財務支援。預料這數字未來將會加速上升。 

因此，為家庭需要規劃預算，實屬不易。該項研究反映，未來退休人士的角色和責任，可能有別於目前的退休人士。退休人士需要就此謹慎規劃預算。 

雖然家庭規模較大，通常意味著長者可獲得較多支援，但一項名為「馬來西亞退休財富充裕性的決定因素」的2017年個案研究發現，家庭規模與退休財富充裕性（研究中的定義為「來自確定給付計劃或者確定提撥計劃的退休收入」）存在反向關係。換言之，由於開支較高及儲蓄較少，較大家庭的財務充裕性通常較低（Alaudin等人，2017年）。 

印尼 — 社會退休金需要輔助

印尼的生育率高於人口替代水準，是四個市場中唯一的「年輕」地區，但當地目前的家庭結構轉變模式似乎不同；然而，年輕一輩更為長壽，可能會影響年長一輩獲得的傳統家庭支援。  

相比退休金覆蓋率較高的地區，當地長者的財務充裕性可能「取決於勞工市場的個人表現，以及投資回報和儲蓄」（Ahmad等人，2022年）。因此，對國家福利支援及家庭規模較小的地區而言，要確保更多長者能安享退休生活，必須同時加大強制性確定提撥計劃的繳款金額，以及提升一般大眾的退休規劃知識。

另一方面，一項2022年研究指出，「印尼公務員、軍人及警察需要在就業期間，以儲蓄投資並取得至少9.0%的年度報酬率，且於退休期間繼續投資、取得相同報酬率，才可維持退休前的生活水準。」（Ahmad等人，2022年）。研究亦提到，即使是有幸獲政府發放正式退休金的社會人士，亦需要透過其他途徑以提升退休財富的充裕性。

因此，印尼政府需要不斷提升社會退休金的覆蓋率和充裕性，同時促進和鼓勵目前的勞動人口就退休保障累積儲蓄。

未來發展

從我們在四個市場進行的研究可見，「傳統」家庭結構的演變，使得現代家庭的財務狀況變得複雜。多代同堂的家庭現已更為少見，而每一代亦開始選擇不同程度的獨立生活。 

就家庭需要而進行規劃預算，變得越來越複雜，特別是當某些家庭成員年事已高。個人及政府需要據此行事，以迎合日益分散的家庭結構。最佳辦法似乎是為處於退休儲蓄累積階段的人士，推出繳款金額更大的強制性確定提撥計劃，並提升不同年齡人士對退休規劃的認識，教導他們在何謂人類的基本需求—即於退休後能安享晚年、擁有可靠而穩定的收入來源、與其他人進行可貴而有意義的社交活動。